黄传德，韶关南雄人，1928年8月出生，1951年5月入伍，153年3月进入朝鲜参加作战，原54军135师405团通讯兵，1956年3月复员。
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。在一场战役中，通讯兵是连接营区与战情之间的重要纽带。作为幸存者之一的抗美援朝老兵，黄传德今年已经90岁高龄，时隔近70年，回忆起抗美援朝那段战事经历时，他依然精神矍铄、说话铿锵有力。
1953年5月，黄传德随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唱着‘雄赳赳、气昂昂跨过鸭绿江……’的战歌去往朝鲜战场，“那时我们都是晚上走夜路，白天行军太明显，容易成为美国飞机轰炸的目标。”黄传德清晰地记得每一个细节。作为通讯兵，电话拨通就是最大的使命，如果哪根线不通，得马上查出这根线是从哪里接过来的，故障点在哪里，黄传德和战友每天都要冒着战火，穿梭在阵地前沿，忙着布线、维修，保障部队通信顺畅。由于入朝时间短，对战场的危险程度把握不足，黄传德有一次在夜晚执行任务的时候险些丧命。
金城战役，是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的第三阶段，也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。为了全力保障通讯信号的通畅，黄传德背上两排线跟着部队一路走，一直走到炮火封锁区，丝毫没有察觉到周围环境的危险，“我站在梯田里面，那个田里面的茅草有半个人这么高，我们班长突然在后面把我推倒在地上。刚倒地上的瞬间，附近三四米远处就有炮弹炸响了，当时如果不是班长及时把我按倒的话，那我当场就被炸了，我这条命就是老班长给救回来的啊。”
黄传德回忆起救了他命的老班长，情绪不由得激动起来，因为这位作战经验丰富的老班长后来不幸牺牲了，“若不是因为这次意外，老班长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回国的。”黄传德摸着珍藏许久的老班长和战友们的合照，哽咽地说。
在黄传德看来，身体是祖国和人民的，什么时候需要，就什么时候舍出去。为了感念老班长的救命之恩和保障战事的通讯顺畅，此后，黄传德更加卖命地执行任务，当时我军受到敌炮火密集封锁，通讯线路被敌军打断。黄传德毅然带病检查维修电线线路，由于当地土质干燥，土壤的导电性差，无法找到合适的导电体，他索性把鞋子脱掉，捞起裤脚，两只脚插到土里，把地线夹到大腿上，活生生地把自己的大腿当做导线使用！“在通话顺畅的时候经过大腿的电流是稳定的，只是每次首长要拨号摇电话机的时候，穿过我大腿的高电流就像触电一样，非常难受。但这样能确保首长顺利指挥战斗，作为一名通讯兵，我觉得值了。”生死一线间，黄传德毅然以自己的身体为导体，承受着110伏的电压，联通了指挥电话。1953年7月，黄传德荣立个人二等功。
停战后，黄传德还以功臣身份参加了在朝鲜举行的全军第四届功臣代表会议，他至今仍记得一些朝鲜语：“‘阿玛尼’就是我们这个叫大娘，‘阿兹玛尼’就是大嫂，‘东木’就是同志。”时隔近70年，这段惊险万分却又意义非凡的人生经历在黄传德心里深埋许久，每每回想起，他总是不愿提及战功，而是念叨着他的老班长、他的战友们……他说：“不管你打过仗也好，立了战功也好，那都是过去了的事，能活着回来已是万幸，比起牺牲在战场的战友们，我哪有资格炫耀军功章。”
1956年3月，黄传德退出现役后，从部队回到南雄，被原南雄邮电局选中，因黄传德在部队专业为电话员，与邮电局工作相通，他也很快进入了工作状态，并被委以重任，被安排在机线员岗位，负责电话线的架设与维修工作。1962年3月，最艰苦的由南雄至百顺线路架设工作交到了黄传德等6名同志身上，而黄传德则既要负责走线，也要负责线路的测量，每测量一段后，黄传德又返回原点与同事一起走线。线缆走好后，随即又爬上电杆进行紧线程序，黄传德说：“紧线的时候，因为当时条件受限，工具非常不好用，每一次紧线都会导致双手浮肿，我们还要进行双线交叉，双线交叉目的就是防干扰。”
1969年10月，因工作岗位调整，黄传德调离邮电局，进入一个全新工作环境——供电局。“我很紧张，很着急，从来没接触过这个行业，生怕自己干不来”。刚到供电局的他，就是这么想的，但是，他并没有打退堂鼓，越是困难的他越是要琢磨，凭着军人的这股子“敢啃硬骨头”的拼劲儿，愣是把自己从门外汉拼成了“小专家”。在供电局，黄传德主要负责外线安装工作。1970年，黄传德因整体素质过硬，工作成绩显著，被原南雄县革命委员会评为“五好职工”。
1978年，从南雄到始兴顿岗的“110工程”11万伏线路铺设工作展开，黄传德负责运杆工作。“有两条24米长的批杆需要上去人架设，需要四个人上去，现场年轻的就三个人敢上，那年我41岁，当时我就跟安装组组长说不要让不敢上杆的人去，我来上。”时年41岁的他自告奋勇，圆满完成架设任务。为了节省人力，运杆工作原本需要四人的，黄传德主动缩减至两人，并按时按量完成任务，“110”11万伏线路铺设历经一年完成并通电，至今仍在用。
1980年，黄传德调整岗位至供电局仓库值守，负责发放各类用电器材，直至退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