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8年10月，日本侵略者由大亚湾登陆进犯广东，10月21日广州沦陷,中山大学紧急撤离，西迁至云南澄江。1940年8月，在代理校长许崇清带领下，中山大学又回迁至粤北重镇乐昌坪石。直到1944年底战火逼近，中山大学再次迁校。抗战期间中山大学在粤北一共度过了4年多的坎坷岁月。这4年里，中大为国家输送了20000多名毕业生。
1938年10月12日，侵华日军在大亚湾登陆，广州告急。1938年10月20日，中山大学奉命西迁，教职员292人，携带教学设备图书等离开广州。1938年11月中旬，中山大学在迁往广西龙州途中得令再迁云南，经过4个月1万余里的颠沛流离，于1939年2月从昆明抵达云南澄江。这时中山大学各院系共有教职员245人，学生1736人。1940年9月22日，中山大学师生员工从澄江启程回广东乐昌坪石，横跨滇、黔、桂、湘、粤五省，纵横数千里，于10月16日折回坪石镇（今坪石老街）。
抗战中的中大新一页
由于坪石只是边陲小镇，中山大学只能分散在坪石街及周边地区：文、理、工三学院分设于坪石附近之铁岭、塘口、三星坪等地；又增设一年级教育委员会于车田坝；医学院设于乐昌县城；法学院设于武阳司；师范学院设于管埠；农学院则设在湖南宜章县的栗源堡。
坪石的山水支撑养育了抗战中的中山大学近两万名青年学子，承续着中大的文脉。法学院经济系教授王亚南、梅龚彬讲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，创办《经济科学》杂志。法学院政治学会举行“苏德战争问题座谈会”。陈寅恪在文学院文科研究所讲论《魏晋南北朝史》中的《五胡问题》。中大教师黄友棣谱曲、学生作词，创作的抗日歌曲《杜鹃花》传唱大江南北。洪深教授指导中大剧团在中大礼堂公演《血十字》《醉梦园》《军用列车》等剧目。
抗战时期，中大在坪石也为粤北地区的自然、人文研究，作出了极大的贡献，期间有杨成志教授进行人文调查，撰写《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》，有吴尚时教授以乐昌为中心进行考察，写成《乐昌盆地地理纲要》等，陈国达等著《广东曲江芙蓉山之石炭纪煤系》等等。时至今日，这些学术成果仍对粤北经济、文化发展研究，产生积极的作用。
1944年7-8月间，中山大学有200多名学生参加东江纵队，奔赴抗日前线。国难家恨让中大师生更加激发了爱国救亡的激情，课坚持上，讲座继续开，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也从未停止。中山大学为当地老百姓办免费民众学校，开展文化教育和抗日救亡宣传教育。中山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发展壮大。1942年，中山大学的学生总数激增到4179人。中山大学在坪石办学时间4年多，培养和毕业学生2万多人。
中山大学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文明开化的风气，人民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改造了青年学生的趣味，两者相辅相成，真正走出了扎根中国办学的大学气象。
感人故事
据了解，中大刚搬到坪石时，有家室的教师大部分都租了当地群众的民宅入住，而学生们则自己动手在山上自行搭建简易住房。
经历过战火的学生他们用杉树皮做屋顶，用竹片钉起来做墙壁，就这样建起了学生宿舍。他们吃饭是自己在食堂里煮大锅菜。吃得很简单，几乎天天都是大米饭就着镇上出产的青菜、咸菜、辣椒下饭。有时候会有肉，但很少。
生活尽管艰苦，师生们与镇上百姓相处得十分融洽。学生们日间上课学习，课余时他们有的在镇上群众家里四处串门；有的则聚在一起，唱各种抗日救亡的歌曲；还有的则开了学习班，免费为当地少年儿童上课识字。
粤北办学虽然条件艰苦，但中大还是吸引了一批著名的学者来校任教。如历史学家朱谦之、人类学家杨成志、经济学家王亚南等。当时受聘任教于广西大学的国学大师陈寅恪教授，也于1943年6月底应中大文科研究所的邀请，前来坪石为师生作了一个星期的讲学。
战时的校园生活，让学者们习惯了苦中作乐。当时，坪石还举行了马思聪、黄友棣等名家小提琴演奏音乐会。马思聪、王慕理夫妇当时就在坪石生下次女马瑞雪。有一次，马思聪夫妇正为坪石群众进行演出，刚出生的小瑞雪被留在后台交给学生照料。不料小瑞雪哭闹不止，哭声传到了前台。正在进行钢琴伴奏的王慕理，不得不暂停演奏，临时到后台给孩子喂奶。而马思聪就静静地站在台上，所有观众无一人喧闹，全都留在原位肃然静候，场面十分感人。
1945年1月16日，侵华日军包围坪石，中山东大学不得不再次迁校，紧急疏散，撤离坪石。（转载韶关日报 冯春华 欧伦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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